作者：陈志男
队伍：北京绘图员1队
持续三个月的明察暗访旁敲侧击鬼鬼祟祟极不体面的勾当终于结束了。
一切的痛苦都源于上学期周四晚上一门极不合胃口的经双课，潇洒地点击鼠标退掉课程后，总得找到一个替代品凑足学分保证我接受了足够分量的教育。思来想去，《社会经济调查理论方法与实践》看起来时间不错，假想中的访问也有些趣味，遂选之。
没想到，今年的项目在实地访问之外，还需要“绘图员”这一角色。顾名无法思义，绘图员不是拿来画画用的。根据我的理解，在一项社会调查进行访问前总要搞清楚要访谁，为了保证广大群众都有均等的可能性受到访问的骚扰并能够定位他们，我们需要把这些群众有多少户，住在哪些建筑的哪些位置都记录下来，之后再进行抽样和访问，其根本性原则是“一个都不能少”。
想必是在北回归线附近生活了大半年的我被北京的冷风吹昏了头脑，才会选择绘图员的身份完成这一课程。“搞清楚人都住在哪里”是工作的第一部分，有趣的是，在北京，你不太可能在任何一个机构获取这一问题的准确答案，那些在官方的记录里不存在的住户活生生地存在在各式各样的建筑里。因此，这项工作要求我们不停地观察，询问，寻找，力求真实全面地记录并拍照。之后，我们需要把观察到的信息转换成符号化的语言录入系统，等待抽样后访员按图索骥。
因此，绘图员的工作大体上重复，辛苦，好几次带着一身尘土和比尘土还厚重的辱骂声狼狈地溜回学校，都想在社交平台写出大段的文字抱怨自己的经历。然而转念一想，去年此时的我正坐在图书馆里引用着Susan Sontag的Regarding the Pain of Others在论文里大放厥词，那时的我就应该意识到分享痛苦并且要求得到他人的同情是最徒劳无用的行为。既然话不能从这里说起，不如讲一讲在这三个月的居民区旅行中几点还算有趣的发现。
刚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我曾独自一人走进北京一个中档小区，找到物业办公室的人员记录下楼房的层数，户主：
“我们这个楼，地上18层，地下2层。”“咦？还有地下室呀，地下室做什么用？”
“地下室全是设备，封锁了，你也下不去的。”
我点点头，走进居民楼开始拍照。的确，在1楼的入口能看到通向地下的过道，但是已经拉着栅栏，上面的字条写着“无法通过，不要进入”。然而，这几个字挑起了我对眼前地下室极大的好奇，忍不住伸手轻轻一推：门开了。借着手机的灯光一边发抖一边拾级而下，我被眼前的景象吓了一个踉跄：不大的地下室被分割成一个个几平米的小室，全都住满了人，在这个地上一层能够住8户的楼房里，地下室被50户居民拥挤地，顽强地，潮湿地瓜分着。还没来得及在扑鼻而来的异味和令人眩晕的楼房结构中理清下一步的行动，我这个入侵者就被闻声而来的愤怒住户们押送到了物业办公室。
“谁让你到地下室去的？”刚才和颜悦色的物业经理突然暴躁万分，就像盯着他馒头上的苍蝇一样恶狠狠地盯着我。
“您不是说地下是设备层吗？我怎么看到了那么多住户？”
“就是不住人！就是不住人！凡是正规登记之外的住户，就是算不存在！”
“凡是正规登记之外的住户就算不存在”，这句乍听有些荒唐的话，我竟然在多个地方被告知了数遍。“那是他们外地人，自己把底层改造改造凑合住的，不算住人。”一位慈祥的老奶奶曾这样告诉我。这样的场景见识了几次之后，我也变得狡猾和多疑了。听归听，看归看，在对方告诉我“这里无人居住”时满脸堆笑地点头，但是手上记下的，还是余光扫到的他身后的折叠床。
从阴暗逼仄的地下室走出来没有几步，往往就能看到国字号的政府机关或科研机构大楼趾高气扬地板着脸站着，从私自搭建的歪斜砖房或者板房路过没几分钟，也能让自己和高端酒店门前穿着夸张制服的迎宾保安擦身而过。那时我开始觉得北京很有意思，一个小小的区域里所包含的层次感竟然比榴莲千层蛋糕还要丰富。曾经把在几个地下室和楼道里拍摄的照片发到了网络上，有几位同学问我是不是北京的展览或旅游场所。现在想来，在天安门，长城，颐和园，雍和宫之外，北京的地下室和大杂院或许也可以作为寻求魔幻现实主义的游客们的观光场所。
然而绘图员的任务终归不是纯粹的观光，和人打交道的经历也是回忆起来鲜嫩多汁，只是这些“汁”大多数是苦水罢了。在这里，人人都害怕。我怕他们，他们也怕我。妈妈知道我在做的工作后，总是劝我“不要一个人去那些陌生的地方，太危险了。”而那些看着我统计信息的人想必也在暗暗思考：“她在干什么？传销？调查？为什么在楼道里拍照？太危险了！”
有一次，我在极其隐秘的院落一角发现了一排平房，还没掏出引人瞩目的平板电脑开始记录信息，坐在平房前光着膀子打牌的几位中年大汉突然开始对我破口大骂，扬言要报警，其中一位指着我手中的手机坚称我在录音，要我删除才可以。想来这些人住在所谓“私搭乱建”的房屋，他们的盛怒也是出于对我把他们隐秘的住处公之于众的害怕，担心我是官方派来的检查员，第二天就要把他们赶出自己的家门。当时我的解释没有任何作用，在他们“你再在这里你就有危险了我告诉你”的威胁之下，我灰溜溜地夹着尾巴逃跑了，现在想来也算是一段不可多得的奇妙人生经历。
随着工作的逐渐深入，我也逐渐摸清了一些从不会公之于众的门道。有一次，我想调查一座写字楼里的后勤工人住在哪里，物业人员要求我走“正规程序”申请，来来回回联系了居委会，街道办几次，得到的答复还是“等我们领导批准”。后来，居委会工作人员帮我找到了对那一带很熟的一位老居民，直接带我走到了后勤工人的住处，几秒钟结束了工作，而大楼的物业至今还是告诉我“在等领导回复”。从此我开始在别的地方使用这个方法，屡试不爽。当关系和人际网络比所谓正规程序来得便捷得多的时候，没人愿意再去按照规章秩序办事情。
在这三个月中，最好的伙伴是美团外卖送货员，楼道清洁工，贴小广告工作者和中国邮政快递员。“大热天，你也在工作哪。”“是呀。”每当进行这样对话的时候，我的内心总会升起一种惺惺相惜之感——英雄所做略同！也有遇到过其他有趣的人。例如在一个较为偏僻的样本点吃午饭时，小店的老板听说我们是大学生，一个劲地向我们“讲政治”。说实话，听到“人权”“自由”这样的词语从一个偏远的小饭店老板嘴里讲出，我多少有些诧异，而听到他讲大环境对他个人生活的影响，更是有些触动。只是不知道他除了偶尔逮住一些顾客作为倾诉对象，还有哪里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
工作到后期，我渐渐地体会到一种“捕获的快感”，每次侦破一个个隐秘的居住点，每次找到一扇扇门后面隐藏的秘密，我都会获得一种找到宝藏般的快乐。然而随之而来的难免会有恐慌：这样的行为让我想起了家乡傍晚游荡在大街小巷的城市管理监督大队：我到底有没有权力这样做？尽管我一次次告诉自己这是为了“科研”，但是看到那些一开始抵触的住户们，在我拿出身后支持的教育机构和政府机关的文件后，都默默地同意我的登记与拍照，我不由得感受到一丝害怕。到底人们有没有权力选择隐秘地，不为人知地，不被审查和记录地居住在某地？有没有权力正当地拒绝一个打着“北京大学”和“民政局”这样听起来威风凛凛的名字的全面检查与记录活动？
我不知道。
我现在唯一确信的是，自己终于可以像正常人一样出入北京的大街小巷，用“您好”而不是“干什么玩意儿呢你”开启和周围人的对话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