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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LS微信公众号发布“【深度】第十六届中国经济学年会CHARLS专场纪录-详解篇”
第十六届中国经济学年会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专场讨论于2016年12月3日至4日在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举行。
本次CHARLS专场分为四个领域的分会场顺次进行，四个领域分别为：认知能力，医疗与养老保险，代际关系、收入和财富以及健康与SES。来自国内外知名学校的二十余位专家学者纷纷呈现了自己在相关领域的最新论文成果，且得到了其他学者的诚恳专业的点评。会场讨论激烈，座无虚席。
本次讨论的主持人是来自CHARLS项目组的何阳和孟琴琴、来自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毛尚熠。论文报告结束后，北京大学的王亚峰博士为整场专题汇报做了精彩的点评，指出论文中优于其他同类论文之处，也提到了可供改进的空间，并针对了CHARLS新老用户的众多提问和建议进行解答。
本次专场讨论的参与人数显著多于上一届年会，与会者的来源亦更加多元，从高校教授到本科学生，从业内专家到感兴趣的社会各界人士。这从侧面反映出CHARLS数据及其项目组的工作在近年来受到越来越多人群的关注和支持。
3日晚19:30至21:30，CHARLS项目组举办了2016年CHARLS数据用户培训会。这也是项目实施以来举办的第七次用户培训会。在培训会上，CHARLS项目组的孟琴琴博士为到场的数据用户介绍了CHARLS项目的实施背景、数据质量、数据使用情况、血样的采集以及明年的计划；数据部主管王亚峰博士为数据用户详细介绍了CHARLS数据的结构及数据使用中应注意的问题等内容。
##第十六届中国经济学年会-CHARLS专场第一场##
第十六届中国经济学年会CHARLS数据专场讨论会于2016年12月3日下午13点在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406室举行，会议由北京大学CHARLS项目组何阳主持，报告人有中央财经大学李雅娴、东北财经大学陈慧、中央财经大学崔颖，评论人有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毛尚熠、中国人民大学吕利丹、北京大学王亚峰。
第一位报告人是来自中央财经大学的李雅娴，李雅娴汇报的论文是**《认知能力与储蓄：理解老年人口高储蓄率的一个新视角》**。传统的生命周期理论预测储蓄与年龄应呈倒U型分布，中年时储蓄最多，年轻时和老年时储蓄最少。但此前的很多研究却发现在中国储蓄与年龄呈U型分布，老年时储蓄反而比中年时更高。为了理解老年人口高储蓄率，李雅娴利用CHARLS（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2013年数据研究认知能力对老年人储蓄率的影响。
研究结果发现，字词识记能力、数学能力对于家庭消费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于储蓄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在互联网覆盖率更高的地方，字词识记能力、数学能力对于家庭消费、储蓄率的影响更大。研究还考虑了城镇与农村、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异质性，并将消费分类以分析认知能力对消费的影响渠道——该研究表明，老年人的储蓄率来源于较低的认知能力，社会转型尤其是互联网时代强化了认知能力对消费的影响。
评论人毛尚熠认为，这篇论文旨在研究认知能力的影响，但内容选取尚可补充，目前主要聚焦于字词识记能力和数学能力，对于CHARLS数据中包含的画图能力等其他的影响可以做进一步工作。
第二位报告人是来自东北财经大学的陈慧，陈慧汇报的论文是**《我国农村居民消费行为的心智账户分析》**。行为金融学中著名的心智账户理论认为不同账户之间不可完全替代，具有不同的边际消费倾向。为了探究不同来源收入之间边际消费倾向是否存在差异，陈慧利用CHARLS2011年全国基线调查数据，研究农村居民不同账户间的边际消费倾向。借鉴李爱梅等（2007年）的研究，陈慧首先建立账户，将收入账户分为工作相关的常规收入、非常规的额外收入以及经营性收入。分别核算各账户值后，再进行对数化处理，利用Logit模型研究总收入及不同收入账户对不同支出账户的影响。
研究结果发现，无论是总收入还是按来源细分为三类账户（工作相关常规收入、非常规收入和经营投资收入），各消费账户的边际消费倾向不同，其中工作相关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最高，投资经营收入次之，非常规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最低。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子女数量、主观健康程度及主观生活水平及收入水平等因素对农村居民的支出账户存在不同程度的影响。
评论人吕利丹认为农村与城市消费结构，在这篇论文中选取的落脚点可以更加完善。目前论文只研究农村居民，同时心智账户是很微观的问题，要和宏观问题联系起来，还有需要更加详细地解释其逻辑链条。
第三位报告人是来自中央财经大学的崔颖，崔颖汇报的论文是**《认知能力与中老年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利用CHARLS2011-2013年混合截面数据45-80岁之间的城镇户主样本，崔颖研究了户主认知能力对城镇中老年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及内在影响机制。将金融风险资产做广义的界定，也就是股票、基金、民间借出款，崔颖研究记忆能力、精神状况对家庭金融资产总额、风险金融资产投资参与、风险资产持有占比的影响。考虑到认知能力的内生性，研究选取了户主配偶父母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一方是否小学毕业和家庭所在社区是否有公共活动场所作为认知能力的工具变量，采用Probit、Tobit、IV-Probit 和 IV-Tobit模型进行估计。
研究结果表明，户主认知能力对家庭金融资产总额、风险资产投资参与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家庭风险资产占金融资产的比重有边际显著的正向影响。认知能力对家庭参与风险资产投资的显著正向影响主要集中在收入较高、户主受教育程度较高以及健康较好的家庭。认知能力的主要影响渠道是降低参与风险资本市场的信息成本，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也存在改变风险感知这一影响渠道。
评论人王亚峰做了细致的评论。王亚峰认为户主这个概念不好，对于单身受访者，户主被定为该受访者，这会导致基于婚姻状态的样本选择。王亚峰指出，这篇论文虽然考虑了内生性问题，但对于内生性的来源、影响机制以及IV有效性讨论的不够，对于家庭金融资产总额、风险市场参与率以及风险资产占比，认知能力的内生性来源很可能不同。这篇论文对于OLS结果和IV结果的对比所展示的故事也缺乏讨论。
在计量上，王亚峰指出，这篇论文关注的内生性来源基本限于不可观测的能力因素，既然如此为何不用固定效应模型，就算不考虑固定效应模型，至少也要在个人层面聚类。王亚峰同时指出，Hansen test 对于变量的分布有相应假定，若分布不符合假定，test是无效的。
##第十六届中国经济学年会-CHARLS专场第二场##
第十六届中国经济学年会之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专场于2016年12月3号下午2点45分在经济学院405教室如期举行，担任主持的是来自北京大学的孟琴琴老师，与会人员主要就中国医疗与养老方面的若干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第一位做报告的是来自复旦大学的施婧婧博士，她报告的主题是**《新农合医保体制下即时报销对人们医疗使用需求及成本的影响》**，主要利用了CHARLS数据库以及各政府社保局、卫生局网站所公布的2011年和2013年数据，通过混合probit模型进行回归分析，说明了在新农合的样本下，1.即时报销的医疗保险政策能够显著增加人们对医疗服务的使用概率和使用次数；2.特别地，即时报销制度对中等收入人群的影响最为显著，而对于较为贫困的人群以及高收入人群来说基本没有影响；3.相比人们的医疗使用概率，对人们的门诊医疗次数增加幅度的影响更为广泛。对此，评论员Tobias认为模型的结果比较有说服力，但是在工具变量的选择上还存在一定的改进空间。
第二位做报告的是来自西南政法大学的赵锐老师，赵老师报告的主题是 Gender Pension Gap in China（中国养老金的性别差异），这一问题在中国由来已久，其中大部分男性的退休后领取的养老金是高于女性的，报告中指出了这一性别差异主要来自于男性参加高收入养老金项目的比重要高于女性，同时这一差异又受到工作年限、工资水平差异以及险种分割导致缺口的影响。对此，评论员孟琴琴老师认为虽然女性的年均养老金待遇要低于男性，但是如果加上了女性退休普遍早于男性但寿命长于男性的条件后，男女一生中获得养老金的总和或许并不存在显著的差异，为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方法。
第三位报告者是来自天津财经大学的舒蕾老师，舒蕾老师的题目是** The effect of the New Rural Social Pension Insurance program on the retirement decision in China（新农合对农村劳动力供给的影响）**，研究主要选取了CHARLS数据库2011和2013年的数据，通过回归分析发现，虽然新农合的保费不高，但是的确减少了农业性劳动力供给，而且对女性劳动力供给的影响比较显著，对男性劳动力供给的影响则不是很显著。对此，评论员赵锐认为如果将研究问题的样本由农村地区改成农村户口，会更加符合中国国情，使模型结果更具有说服力，进一步地，还可以考察新加入新农合作和后加入新农合人们之间劳动力供给的差别。
第四位报告者是北京大学博士后Tobias，他的题目是**《老年人的医疗保险和医疗服务利用——兼论医疗费用上涨的背后因素》**。文章利用了描述统计的分析方法，指出了2011—2015年间我国人均医疗费用年均增长率为24.9%，其中平均每场门诊、住院、自我治疗和看牙的费用都有所提高，但是看牙费用的增长对整体医疗费用增长的影响没有其他三种费用增长的影响显著；在使用率方面，四种医疗服务的使用在2011—2013年间都有所提高，但2013—2015年间只有住院的使用率继续提高。对于Tobias的报告，评论员施婧婧认为可以通过进一步的计量分析来支撑文章结论。
##第十六届中国经济学年会-CHARLS专场第三场##
第十六届经济学年会的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专场（三）于2016年12月3日16:30-18:00在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103会议室举行，本会场是由来自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毛尚熠博士进行主持。
首先进行报告的是来自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博士生刘畅，其论文题目是**《父母健康：金钱和时间，孰轻孰重—农村子女外出务工影响的再审视》**。文章研究的问题是农村子女外出务工是否会影响留守父母的健康水平及其影响渠道。在理论分析部分，作者首先在新劳动力转移经济学（NELM）的分析框架下建立了理论模型，推导出子女外出务工行为对父母健康的影响取决于时间代际转移和收入代际转移两种效应，在实证部分，本文利用CHARLS的2011年、2013年两期面板数据，引入三个内生变量：父母的健康状况、外出子女个数（时间代际转移）、外出子女经济支持总额（收入代际转移），建立联立方程模型并采用3SLS进行参数估计，实证发现：在控制有关变量后，外出子女个数对父母健康水平影响显著为负，外出子女经济支持总额对父母健康水平影响显著为正，进一步回归发现“有子女外出务工”与“没有子女外出务工”相比，父母健康水平显著提高。文章的结论是农村子女外出务工对父母健康水平的影响总效应为正，其中外出务工导致的照料时间减少产生负向影响，外出务工带来的经济支持产生正向影响，正效应超过负效应，论文最后在政府保障农村老龄群体福利水平、农村劳动力转移等方面提出来相应的政策建议。
在评论环节，来自北京科技大学的胡枫副教授提出，论文的主要贡献在于深入探讨了子女外出务工对父母健康影响的收入效应和时间效应，针对论文使用的工具变量有效性，胡枫副教授建议考虑将“本村经济发展与健康设施”作为“外出子女个数”的工具变量，将“社会网络”作为“外出子女经济支持总额”的工具变量，并且提出控制县域固定效应比控制省份固定效应更重要，另外可以考虑在实证模型部分只保留1个内生变量并使之更加清晰。
第二位进行报告的是来自北京科技大学东凌经济管理学院的胡枫副教授，其汇报的论文题目是**《Keep Working despite Receiving Large Financial Transfers? Adult Child Migration and Labor Supply of Elderly Parents at Home》**。在很多发展中国家里面，社会保障体系不足保障老年人的福利，老年父母的养老往往依赖于成年子女的支持，在此背景下，文章利用CHARLS对中国28省的150县的17314个受访者的微观数据，检验了成年子女外出务工对农村留守父母的劳动供给的影响，考虑到成年子女外出务工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作者创新性地使用已婚女儿出嫁作为工具变量，实证结果发现，已婚女儿出嫁对农村留守父母的劳动供给的影响很微弱，当进行异质性分组回归时这种影响仍然很小。本文进一步实证发现有着已婚女儿出嫁的父母从成年子女那里获得更多的经济支持，那么为何这类父母的劳动供给却不受影响呢？作者进一步实证发现，有已婚女儿出嫁的父母与没有已婚女儿出嫁的父母相比，两者的消费支出和养老、健康保险参与没有显著差异，但是前者的储蓄显著大于后者，从而得到解释。
在评论环节，来自安徽工业大学的张涛博士非常认可论文中针对内生性问题所做的大量工作，同时也提出一些细节的完善性建议，比如若样本中存在男方入赘女方，那么已婚出嫁女儿就不是一个很好的工具变量。
第三位进行报告的是来自内蒙古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杜凤莲教授，其汇报的论文题目是**《中国收入代际传递的性别差异》**。论文利用CHARLS2013年数据，以受访人为中心的三代人作为样本，基于分位数回归和JMP分解法研究了不同收入水平群体的家庭收入代际传递的性别差异，研究结果表明：当父母收入处于低水平等级时，女儿更容易处于低收入，儿子容易向更高的的收入等级流动，影响这种性别差异的因素主要是父母的收入水平；当父母收入处于中等水平等级时，女儿比儿子更容易向更低的收入等级流动，影响性别差异的因素主要是父母的教育水平；当父母收入处于高水平等级时，儿子更有可能高收入，女儿更容易向更低的收入等级流动，影响性别差异的因素主要是父母的教育水平。
在评论环节，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的王亚峰博士提出了几点疑问，第一是针对变量层面的，本文以子女与父母收入等级相同时的概率作为代际传递流动性的衡量指标，但是等级相同概率的变动不能给出代际流动的准确方向，代际传递流动性的政策含义不明确。另外收入在本文中是一个很关键的变量，但本文没有介绍收入计算的方法（特别是子女的收入）。第二是针对技术层面的，本文没有详细介绍JMP分解方法以及如何分解出残差效应，并且JMP分解和分位数回归不兼容，建议考虑Melly（2005）提出的分解方法。
最后进行报告的是来自北京大学地球物理专业的研究生张维晟，其汇报的论文题目是**《中国老年人财产足够养老吗？》**。文章利用CHARLS2015数据中50-60岁的受访者及其配偶作为样本，研究了中国即将退休的老年人是否有充足的财产养老，首先分析了样本的资产结构，按照资产—现有财产─退休时的预期财产─退休后的收入的思路计算退休后的年收入，然后将其与我国城乡贫困线进行比较来定义是否缺乏养老资产，其次，建立Logit回归模型实证分析缺乏养老资产的老年人的人群特征，研究发现：在资产充足性方面，对于农业户口人群、非农业户口人群，当仅考虑养老金带来的预期收入时，分别有90%和36.9%的人缺乏养老资产，并且房产和土地资产能极大改善老年群体的养老状况；在人群特征方面，年龄大、教育程度低、农业户口居民缺乏养老资产的风险更高。论文最后指出如何减少土地流转障碍和以房养老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在评论环节，杜凤莲教授指出本文的创新点在于按照流动性对资产分类、将预期收入与贫困线进行比较，对于“未富先老”现象的研究具有较好的借鉴意义，同时也提出了几点建议：首先是结合本文的研究内容和结论，建议考虑将论文题目改为“50-60岁即将退休的人：准备好退休了吗？”，在稳健性方面，考虑到城乡差异较大，建议在虚拟变量之外尝试一下分组回归，另外考虑到是否贫困对于贫困线的划定很敏感，建议尝试不同的贫困线标准，在计量模型识别方面，本文有可能遗漏了诸如健康、工作单位性质等重要变量，另外针对于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由于Logit回归模型中被解释变量是“是否缺乏养老资产”，引入了婚姻状况为关键解释变量，那么从未结婚是否内生？即是否是农村现象？也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第十六届中国经济学年会-CHARLS专场第四场##
2016年12月4日上午8点，第16届中国经济学年会CHARLS数据专场第四场讨论会在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101室举行，会议由北京大学CHARLS项目组何阳老师主持。报告人有河南大学Baomin Dong、中山大学梁玮佳、中国人民大学吕利丹、北京大学宋泽，评论人有北京大学王亚峰、北京大学宋泽、河南大学Baomin Dong、中山大学梁玮佳。
第一位报告人是来自河南大学的Baomin Dong，Baomin Dong汇报的论文是**《Fetal Origin Hypothesis Reexamined: The Long Term Health Impacts of the Great China Famine 1959-1961》**。胎儿起源假说认为子宫内的营养状况会很大程度上影响胎儿出生后疾病发生，尤其是会后续影响其青春期的健康状况。但是子宫内营养状况的影响是有滞后性和持久性的，这使得现有的研究大多依赖于不可靠的历史数据，很多混淆因素也增加了研究的困难，并且其对于影响机制和定量的预测都是不清晰的。
利用CHARLS数据和1990年人口普查数据，Baomin Dong研究大饥荒期间对胎儿长期健康的影响，以重新检验胎儿起源假说。不同于以往的研究，该研究区分了大饥荒的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并且控制了两类死亡样本选择和生育样本选择问题。样本选择问题在大饥荒的研究中尤为突出，大饥荒会显著地改变家庭的生育决策和儿童的死亡率，如果不加以控制，则会对估计造成偏误。
利用1952-1977年出生的人口队列样本，Baomin Dong估计及饥荒对高血压、糖尿病、和身高的影响，在全样本中，也就是不考虑样本选择的情况下，饥荒经历对高血压、糖尿病、身高都不存在显著的影响，但对过度死亡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考虑样本选择的情况下，1952-1961年出生的人口队列样本中过度死亡率和饥荒的交互项对身高没有显著影响，1958-1964样本中过度死亡率显著增大了饥荒对身高的负向影响，且该结果只在女性样本中体现。在1958-1961和1964-1977混合样本中，饥荒显著增大了高血压、糖尿病的发生几率，且女性更容易受到饥荒的影响，同时过度死亡率也显著增大了饥荒对身高的负向影响。
研究结果初步表明大饥荒研究存在明显的样本选择问题，在控制样本选择后，饥荒对于女性健康有不利影响。后续的研究中将进一步控制两种死亡样本选择和两种生育样本选择，并估计分位数回归。
评论人王亚峰副研究员指出论文中的饥荒变量是地级市层面的，并提出关于这个饥荒变量是如何计算的问题。王亚峰认为，饥荒应该考虑个体遭遇饥荒时的居住地，而非现在的居住地。王亚峰还指出，饥荒中儿童会受到影响，饥荒后儿童的父母（其父母经历过饥荒）也会受影响，所以应该做相应稳健性检验。
第二位报告人是来自中山大学的梁玮佳，梁玮佳汇报的论文是**《退休、生活习惯与健康：基于断点回归的实证分析》**。中国目前老龄化问题日益严重，预期寿命逐步上升，生育率逐步降低，这对于我国的养老体系、医疗卫生体系都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即将出台的延迟性退休方案是对此类问题的应对措施，研究退休对健康的影响对于退休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的意义。
目前相关的研究主要以国外研究为主，并没有一致的结论，这可能来自于现有的研究大多忽略了退休和健康背后相互影响的机制，并且退休和健康之间存在反向因果关系。中国的强制退休政策为研究退休和健康的关系提供了良好的外生冲击，利用CHARLS 2011-2013混合截面数据，梁玮佳基于模糊断点回归-2SLS，研究了退休对自评健康、抑郁程度、ADL、睡眠、吸烟、喝酒的影响。
退休的断点回归检验中，退休年龄前后退休率有显著的向上跳跃。第二阶段回归表明，退休显著降低了自评健康、睡眠时间，对于其他四个变量则没有显著影响。在稳健性检验中，年龄密度函数在退休年两前后不存在跳跃，在不同带宽情况下估计结果都是类似的，加入协变量不影响回归结果，同时受教育程度和婚姻状况不存在断点。
评论人宋泽博士认为该研究合并了2011、1013年两期数据，这样虽然增大了样本量，但是因为CHARLS是追踪调查，这会造成样本的重叠，可能会影响样本的分布。宋泽指出，国内已经有人做过类似的研究，论文的创新性有待加强。
第三位报告人是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的吕利丹，吕利丹汇报的论文是**《Do Induced Abortions Harm Women at Older Age - Evidence from China》**。目前对于人工流产的长期影响的文献很少，这主要来自于两个困难，一是研究长期影响需要可靠的历史数据，二是会面临内生性问题，包括反向因果和遗漏变量。
计划生育政策为研究人工流产提供了很好的外生政策冲击，利用CHARLS 2014生命历程调查数据，吕利丹研究了人工流产对女性老年健康状况的影响。计划生育政策在各地区的执行时间和执行力度都有差异，利用女性受不同政策影响的年数作为人工流产的工具变量，基于2SLS估计，研究发现人工流产经历显著提高了女性老年时期心理问题发生率，对女性老年健康状况造成了不利影响。
评论人Baomin Dong认为该研究利用计划生育政策作为外生冲击，较好地解决了人工流产的内生性问题，同时该研究考虑了人口流产和人工引产的差别。Baomin Dong指出，在农村地区有对丈夫、妻子强制结扎的现象，所以计划生育政策的不人道执行的现象可能对日后的心理健康产生直接影响。
第四位报告人是来自北京大学的宋泽，宋泽汇报的论文是**《The Long Term Effect of Layoff on Health》**。在当前强调供给侧改革的时代背景下，98年国有企业改革是很好的参照，研究98年国企改革导致的非自愿失业对于当下的结构性改革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利用CHARLS2011基期数据和2014生命历程调查数据，宋泽研究了非自愿失业（下岗）对健康的影响。利用自评健康、身体疼痛、ADI 和IADL、生活需要帮助、情景测试等指标全面描述健康状况，利用1998-2002年新增下岗率作为个体下岗的工具变量进行2SLS估计。研究发现，对于全样本，下岗率对个体情景记忆和CES-D有负向影响，对于男性样本，对个体情景记忆有负向影响，对于45岁以下样本，增加了超重的概率，对于女性样本和45岁以上样本，没有显著影响。总的来看，下岗的影响主要集中在心理健康层面，且对女性无影响。
评论人梁玮佳认为可以考虑配偶的工作状态，增加与压力相关的健康变量。梁玮佳指出，工具变量需要更丰富的检验，如过度识别检验等，并且该研究对于影响机制的探讨显得不够深入，如可以研究下岗是否减少了医疗服务的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