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奔,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2006级硕士,现担任密歇根州立大学经济学助理教授。2008年参与CHARLS甘肃和浙江预调查。
##“这是有趣、新奇大于辛苦的感觉”##
记得2008年暑假的时候我读完研二,正好跟赵老师做研究。那时候CHARLS项目刚刚要开始做预调查,赵老师说:“对于你这样天天跟数据打交道的,这是个了解第一手数据的机会,去跟着项目跑一跑吧。”
我首先在浙江的三个县做了先遣的工作,主要工作是画图和抽样确定访问样本。然后又到了甘肃,在陇南地区的成县和礼县,采访了五个村、一个街道。每天都早出晚归地在外面跑,但是并不觉得辛苦。特别是在后面甘肃调研的时候,早上起来就跟着队伍到村里面,完成采访任务以后,还可以在村里面绕一绕,跟老乡们聊一聊。我们当时是租了一辆中巴车,晚餐和住宿在县城,午餐理论上虽说是自带干粮,但实际上经常会被老乡招待。作为访员,我没有遇到特别的困难,采访的对象也都还挺配合的。
反而是在浙江做先遣的时候压力比较大。因为需要跟当地官员和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联系社区、商洽后续的访问事宜。作为学生,涉世未深,总是在担心要是对方不配合怎么跟赵老师交代。幸好这样的事情并没有出现。
我们需要画出被调查社区的住户分布图,并且在此基础上完成抽样。这对我来说也是一个难点。我并没有画画的天赋,地图做得东倒西歪,不知道有没有对后来访员的工作造成困难。另外,采访追踪流动人口也是一个难点。正是为了把流动人口纳入数据,我们没有采用社区的人口登记数据,而采取自己画图确定抽样框的办法。但是很多外来务工人员住在各式各样的出租房中,很难一一核实。事后的追访,也可以想象会比较困难。
我对入户采访没有什么特别的顾虑。能去人家家里坐坐,问人家这个那个的事情,我觉得还挺有趣的。我们当时的训练告诉我们在采访的时候要照本宣科,不能够有自己加进去的东西,所以一开始可以跟访户唠几句家常,之后就必须要忠实于问卷,不可以加油添醋,不能够有引导性的问题。在我去的几个甘肃的村里,村支书、村委会的人组织访户来村委会接受采访,这对访员来说方便了很多。
为了受访对象的健康指标,我们的调查包括几项基本的体检,村干部还把这个事情说成是一个福利,说有一个免费体检可以量血压、抽血脂,所以被访对象配合还都挺好的。要说有困难的话,就是甘肃有几个村的交通实在是不方便。有一次车胎打滑车掉沟里了,需要大家都下来把车推出来;进村没有车能走的路,我们要步行走很长一段泥路,等等。有时候甚至会学到一些小知识。比如有一次下大雨,下山的泥路变成了一条小溪。大家都在泥泞的路边上深一脚浅一脚,带路的村干部却叫我们走在路中央水流最急的地方。因为经过水流的冲刷,那里的路面反而更加坚实(虽然这知识后来再也没有机会用上)。这些都是有趣、新奇大于辛苦的体验。
在甘肃的时候,访员主要是来自兰州大学和西北师范大学的同学们,我们年龄相仿,每天的工作整齐划一,是一个非常独特的集体生活体验。这次CHARLS十周年,我们找到了之前的同伴,建了微信群,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他们的生活仿佛离那个奥运会还是挺远的”##
十年过去了,现在想起来,印象最深的一些事情可能是自己投射在受访者身上的一些印象。印象很深的一次是在甘肃成县。
我的采访对象是一位中年阿姨,推一辆手推车在县城卖水果和杂货,我们白天找到她,她说自己白天要摆摊做生意,不方便接受采访,让我晚上去她家。那是一个在小院子里面的小房间,家里的装饰当然也是极其简单,可以说是有一些破败的,墙看得出是很久以前用报纸糊的,颜色都已经发黄。那天晚上正好是奥运会闭幕式 。阿姨提出想一边接受采访一边看闭幕式。我表示这个电视里面唱歌跳舞的会不会影响您回答问题的注意力。她说:“没事,反正那个电视机放不出声音来。”这个场景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一个狭小的简易房子里,不会发声的电视机里放着鲜艳的图像。如果那个夏天留在北京,肯定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体验。
还有一些当时的经历,事后回想起来才有更多的思考。我们有一次经过一所当地的初中,看到被改装成宿舍的教室里放了很多张床,每张床上都放着一大麻袋东西。一问才知道麻袋里装的是土豆。因为当地很多人出去打工了,再加上计划生育,生源减少,这个初中的好多学生家住在十几里地以外的村庄,所以他们平时都住在学校里。吃饭需要学生自己解决,所以他们每隔一段时间就从家里驮一麻袋土豆过来,放在宿舍里,早上起来带几个去食堂蒸,就是每日的口粮了。
当时就觉得那里的小朋友上个学不容易。直到几年后,看到罗思高教授(Scott Rozelle)的研究发现贫困农村的孩子,特别是留守儿童,有营养不足的问题,才又想起那几袋土豆。就是这些非常细节的碎片化的印象,会在我后来做自己研究,或者是看到别人的研究的时候想起来,使得手头上原本冷冰冰的数据,有了一些具体而微的真实感。
##“我们做经济学的要想一想,这个地方为什么这么穷”##
十年前甘肃陇南的农村还是很不富裕的。那里的土地不是很肥沃。满山的梯田,大多种着土豆。后来从访问中得知,一亩地一年产的土豆大概能卖500块钱,算上种子、肥料的成本,除去自己吃的,一年没有多少剩余。有一次我跟赵老师去采访一个村庄。我记得她跟我们说:“我们做经济学的要想一想这个地方为什么这么穷,有什么办法可以让它富裕起来?” 我现在还记得这个对话,这也是我现在立志于研究的主要问题。
然而研究这些问题离不开数据。无论是贫困还是老龄化,因为没有很好的数据,我们对很多社会问题的基本事实还没有很好的掌握。
**CHARLS是中国最早以科学的方法大规模地、持续地、连贯地来调查同一个社会问题的数据工程之一,在过去十年做了很重要的基础工作。**有越来越多的研究用到了CHARLS的数据。我觉得它对研究中国老龄化,无论是在学术界还是在政策界,都会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我特别佩服赵老师,做这一个大项目很不容易。赵老师非常地细致入微,操心每一件具体的事情,争取提高CHARLS的数据质量。她十年前是这样,我猜现在还是老样子。而这确实是需要一个人或一群人投入很多时间来做的事情。我希望其他的数据收集工程也会越来越多。
因此我鼓励新访员加入CHARLS的队伍。有更多的年轻人投入到这个项目来。CHARLS会带你去平时少有机会去的地方,看到不曾见过的事物,了解一些跟你鲜有交集的人。你要打开视野去看以前不熟悉的环境,这会是一个特别难得的经验。